谢百三：朱镕基亲任央行行长严打第四次通胀

——论1993—1995年之通胀

（一）小平南巡讲话，像春雷震响

1992年，一代伟​​人邓小平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决定南巡。他要看看，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与速度。他内心隐隐不安，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停下来，甚至会夭折。因为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使一些中央与地方领导人误以为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来了。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武昌、顺德、深圳、珠海视察。他有很多话要讲，他沿途一直在说：“党的工作重心和基本路线100年都不能变。”“改革开放要坚持搞下去。”“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就只有死路一条。”“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机会，机会一转眼就过去了。”“股票可不可以搞，可以大胆地试。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拿来用。 ”“深圳的经验证明我党的特区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要胆子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些，要搞得快一点。”“发展是硬道理。”

在东方风来满眼春之季节，《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论“敢闯”。港澳台报纸篇篇转载。党中央政治局开会高度重视，决定将小平这些讲话立即传达到全国。这真像一阵阵春雷在一度“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上震响。对全国各省市领导冲击、震撼很大。全国一呼百应，各省热烈响应。广东、上海、安徽、山东、四川、江苏、浙江闻风而动，全国齐上。 1992年，社会主义经济中新一轮週期又开始了。这应该是极大的好事，但遗憾的是很快出现了“一放就乱”的局面。

（二）1993年经济冲到高峰，出现严重通胀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信用更严重扩张。总需求又拉动了通胀。当时，出现了“三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具体的问题更加尖锐：

（1）大米从0.8元/斤上涨到1.6元/斤，虽然因此闯过了最难过的废除粮票这一关，但却引起了农副产品及相关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由于大米、面粉在商品价格中权重很大，结果化肥、农药、猪肉随大米、面粉全面大涨。

（2）转行增值税试点，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增值税负担加到最终商品上去了，又加剧了物价上涨。

（3）坚决地实行了外汇体制及管理体制的改革，先从1:5.7的官价放开，贬值。结果美元等外彙的市场调剂价大涨，竟然涨到1:11元人民币。高估的外汇价格经不起支撑，不久回落到1:8一带。这么一上一下，一年中，多流入美元等外汇200亿元，就会多投放基础货币2000亿元，这又加剧了通胀的推高。

（4）1994年，全国公务员加工资，并影响到企业工人加工资，增加了成本。

（5）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对原材料的上涨，采取水涨船高的对策，物价在新的高度上出现旧体系的複归。

在这种情况下，从1993,1994,1995这三年通胀率越来越高，有两个000093和000193的三年、五年期保值国债，发行时为100元，三年之后的1996年4月1日，竟然以171.99元兑付。即平均每年通胀率平均高达24%。全国处于一浪高一浪的浮躁的通胀之中，人心惶惶。

（三）朱镕基亲任央行行长，全党反对通胀

以铁腕手段、强有力工作作风著称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对新的经济周期全力支持，又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等提醒下，对即将出现及后来果然发生的严重通胀，首先表现出了高度警惕，抱著严阵以待的态度。朱镕基还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他于1993年6月，竟然让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先靠边“休息”，由他自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立即召开全国银行行长工作会议，命令他们在三个月内，尽快地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收回来，否则，将追究各行行长的领导责任及个人责任。全国人民从央视中看到了当时全国银行行长们大为震惊、面面相觑的尴尬一幕。

朱镕基在党中央支持下，严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对极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的“银证合一”模式进行了坚决的改革，下令证券公司从各大商业银行分离出来，并前后出台了16条措施。

面对著建国以来最凶猛，最严重的一次通胀，朱副总理果断采纳了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对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实行保值储蓄。三年以前存进银行去100元；三年以后通胀为三年前的172%了，那就补足到172元。实际上其经济学意义就是零利率，即不让老百姓吃亏。当时，中央、国务院、央行、财政部都实打实地按通胀率给三年以上存款、国债补足利率。老百姓揪紧的心一点一点地宽了下来。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与此同时，对通胀率最敏感的国债期货市场，出现了相信政府会兑现的以“中经开”为首及全国老百姓为一边的“看涨派”及以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辽国发为代表的“怀疑派”，他们甚至暗中认为政府会作假，将通胀率人为造假压下来及赖掉保值补贴几十亿，正反双方在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上刀刃相见，仓位越积越大，巨量之仓位说明谁也不肯让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发生了著名的国债期货“327”事件，坚持错误的管金生竟又违规透支打压期市，造成了万国16个亿的巨大损失。

朱镕基亲自赶到上海，果断镇定地处理此事，令全市银行拿出钱来支持万国证券，将几百万，几千万资金堆积如山地放在柜台上，半天时间稳定了证券市场，并很快关闭了国债期货市场。 （管金生也以“证券之王”，几天之间沦为领刑16年的阶下囚）。

党中央、国务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通胀非常重视及警惕。全国人大代表每会必提“反通胀”。中央在1994年11月28日起连开了5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反对通胀》。希望各省配合，通胀无论如何要控制，经济又不能萎缩，GDP增速还能达到9%以上。

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双紧缩”及全面的经济、行政、计划、市场各种手段的多管齐下局面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也是建国以来最高最凶险之通胀，终于缓缓低了头，通胀率终于降了下来。这几年的通胀率分别是1992年为6.4%；1993年为14.7%；1994年为24.1%；1995年为17.1%；1996年为8.3%；1997年为2.8%；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遇到了百年未遇的通货紧缩，1998年为-0.8%；1999年为-1.4%；2000年为0.4%；2002年为-0.8%。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又投入到紧张的反通缩之中去。

作者：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