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最缺绅士教育

中国最缺的就是绅士教育，或者叫君子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这个东西;

什么叫人的素质?就是尊重人，不在乎文化高低，或者什么不同的阶级;

人和人之间没有同情心，社会就会变得冷酷;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太少，仇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我们的税制体系极不合理，流通税太高，高收入人群有很多途径逃税……

1 、那些诅咒我的人，挺可怜的

郭：网上看到说，中国的精英群体精神和身体压力过大，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国家的人均寿命。您是如何应对工作和身体的关系的?大家都对您的身体状态和工作状态钦佩不已。

茅：我没有什么秘诀，讲出来很简单，就看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心态好，而且遇到什么事情，都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不要生气。事情能尽量做就行了。

郭：茅老，我看到网上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用这么难听的话骂人，真是挺难过的，您有没有看过?

茅：我看过。网上有些人认真地推敲我的观点，我觉得挺好的，我总是尽可能认真地回复。但是有些人也不讲什么道理，就是诅咒我。我觉得这些人挺可怜的，没有受到好的教养;他们对别人这么仇视，应该自己也不快乐。

郭：我看了都有些生气，您真不生气?

茅：年龄大了，看得开了。刚看了上官云珠的故事，这么好的一个人就给红卫兵小将活活打死了，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啊?都是给煽动的，再一个，从小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现在骂我几句算什么呀，又不能跑到我家来打我，“文革”的时候，可以动不动跑到你家来，把你剃个阴阳头，把你家值钱的东西拿走，你都不敢说一句话。

现在我看那些没有教养的言行，一点儿都不生气，倒是有些担忧;中国现在这个素质，是个大问题。都是“文革”时候搞的，现在还没恢复过来。早先不是这样，早先特别是北京人，很客气，很讲礼貌，很尊重人的。有人让我写过去60年，我说60年以前基本是中国的老传统，後30年是阶级斗争，再30年是赚钱。

我1950年到北京，从广州搬来的。我爸爸是特别正派的一个人，声誉特别好，广州一解放，中央就把他调到铁道部。他到铁道部做机务局的副局长，机务局是铁道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火车头。那个时候，我上海交大毕业，暑假来到北京，这是我头一次到北京。那个时候我真喜欢北京，北京人非常讲礼貌，比南方人更客气。我想有点满人和汉人的关系，清朝政府后来在姿态上尊重汉人，主要是怕汉人造反，要笼络，既控制又害怕，所以比较客气。我们看明朝的小说，当时人和人的关系也不像现在这样。要不中国怎么叫礼仪之邦?可惜啊!“文革”尽宣扬粗暴的、没有同情心的、相互仇恨、头脑简单的文化，把人心都搞坏了。

2 、什么叫人的素质?就是平时尊不尊重人

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生气的?

茅：人的心态确实和年龄有关。我年轻的时候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不会再犯了;但我看到别人还在犯，比如说发火。我年轻时每发一次火都犯一次错误，现在说起来我都要脸红。

抗战时候有一次，我们一家从贵阳逃难到重庆，住在茅以升家里。他在重庆有两个住的地方，我们住在他空著的那个地方，平时没有人，只有两个保姆看房子。这两个保姆特别懒。我们一路走得满身灰，特别狼狈，需要洗，需要做饭。保姆就不耐烦，我就发了火，把她们赶走了。我那时候是十六七岁。

像这样的事还有几次。现在说起来真是惭愧啊!

我越来越感觉英国绅士教育的重要性。中国有相对应的君子，君子跟绅士有区别，但是大体上有点像，中国最缺的就是绅士教育，或者叫君子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这个东西。